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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考据向背景补充)岳飞案问题详解

    关于岳飞案的问题,在本书中也有通过人物对话讨论的情节,就岳飞案本身而言,有两个争议点,一是岳飞在淮西之战中的表现,二是岳飞是否有意谋反。

    本章作为背景补充材料,从史料出发,详细梳理岳飞案始末,并就这两个争议点进行相关讨论。

    根据对现存史料的研究,可知岳飞案应该是在宋高宗指使下,秦桧积极配和,他们二人共同做成的。

    岳飞的被杀,既和赵宋王朝的抑制武臣的祖宗家法有关,又与他触怒宋高宗,成为秦桧执政的障碍又关。

    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固然有他坚决抗金,反对议和的因素,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岳飞不能绝对服从朝廷,坚持自己主战观点,多次抗命,屡犯君颜,为高宗所忌。

    绍兴七年年春,刘光世被罢兵权,宋高宗曾有意将淮西军交由岳飞统领。岳飞非常兴奋,上书渴望出师中原。

    这与高宗的和议主张相违,高宗还担心岳飞实力增强,不易控制,遂收回成命。

    岳飞一怒之下,上书乞解兵柄,不待批准,便自往庐山为母守丧。

    高宗多次下诏督促其回来,他都不肯就命,后在大臣李若虚的反复劝说下,岳飞才勉强下山,回去掌兵。

    当时南宋与金、齐之间战事正紧,高宗内心虽颇为忌恨但是急需用人,就没有责罚岳飞,但在高宗和大臣眼里,岳飞辞职不干,适“意在要君”,并月“专在并兵,以增强其力量”。(《宋史》卷28)

    绍兴九年和议成,金人归还河南、陕西之地,高宗欣喜不已,授岳飞开封仪同三司的官职。

    岳飞却说“今日之事,可危而不可安;可忧而不可贺;可训兵伤士,谨备不虞,而不可论功行赏,取笑敌人。”(《宋史》卷365)

    高宗三次下诏,岳飞都拒绝接受,高宗反复晓谕,他才勉强同意。

    尽管岳飞的举动目的是为国家着想,认为金国没有诚意议和,应早做准备,以防不测,但高宗却认为他不听朝廷命令。

    绍兴十年,宋金战争再度爆发。

    岳飞在顺昌解围后,不顾赵构“兵不可轻动,意且班师”的约束,大举北伐,虽然收复了大片失地,但是也己经是孤军深入,有被金军合围的危险。金军主力部队已经与张俊、王德的军队主动脱离接触,打算围歼岳飞。

    高宗看到这种局势,急令岳飞回师,岳飞不知危险继续用兵,对高宗的旨意置若周闻。

    宋高宗惊疑不安,认为岳飞现在是“恃兵权之存,而轻视朝廷”。

    可岳飞仍上书反对班师。

    最后,宋高宗只能连用十二道金牌,迫使岳飞退兵。

    此时岳飞又上书要求解除兵权,不等批准,就离开军队上了庐山。

    赵构对岳飞再次擅自离职,无视朝廷,更加疑忌。

    绍兴十一年年,“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,大将张俊、韩世忠欲先事深入,惟岳飞驻兵淮西,不肯动。

    上以亲札趣其行者,凡十有七,飞堰赛如故,最后又降亲札曰‘社稷存亡,在卿此举’飞奉诏移军二十里而止。

    上始有诛飞意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40)

    绍兴十一年,朝廷令张俊、岳飞去楚州安抚韩世忠军,实则是想分割韩家军,进一步分解大将兵权,但岳飞却极力反对,打乱了高宗收兵权的计划。

    高宗此时己经不需要大将冲锋陷阵了,再也不能容忍岳飞犯上,为了顺利的收兵权,扫除和议障碍,威吓抗战派,岳飞被杀就不可避免了。

    朱熹评价此事时说“诸将骄横,张与韩较与高宗密,故二人得全。岳飞较疏,高宗又忌之,遂为秦所诛,而韩世忠破胆矣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133)

    秦桧是因为倡导议和,才被宋高宗第二次拜相的。

    秦桧知道要保住自己的相位,就必须仰承赵构的意志,保证和议成功,而岳飞却是坚决反对议和的强硬派。

    绍兴九年,议和协议成功后,岳飞大怒,上书言“金人不可信,和好不可恃,相臣谋国不减,恐贻后一世讥”。(《宋史》卷365)

    之后,岳飞反对议和的言行越来越激烈,“飞数言和议非计,桧大恶之”。

    所以“桧亦以为飞不死,终梗和议,己必及祸,力谋杀之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41)

    宋高宗和秦桧都想杀掉岳飞,所以二人互相利用,做成了岳飞冤案。

    张俊曾经作为岳飞的上级,对岳飞非常赏识,多次举荐岳飞。

    建炎四年公元年,张俊征讨戚方,岳飞为其部将,屡立战功。

    “范宗尹言‘张俊自浙西来,盛称飞可用’,迁飞通、泰镇抚使兼知泰州”。(《宋史》卷365)

    绍兴元年年,张俊讨李成,特意请调岳飞与他共同出战,岳飞在张俊率领下,在讨李成、张用等游寇中不断立功,张俊非常喜欢岳飞。“江淮平,俊奏飞功第一,加神武右军副统制”张俊这时一与岳飞关系很好,认为岳飞是年轻的将才,不断推荐他,岳飞也不断被重用。(《宋史》卷365)

    但是随着岳飞官职的不断升迁,二人的关系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
    绍兴四年年,岳飞收复襄阳六郡,拜清远军节度使,年仅32岁,便与张俊岁受封节度使、韩世忠、刘光世三位大将地位相等。

    “时淮东宣抚使韩世忠,江东宣抚使张俊皆己立功,而飞以列校拔起,世忠、俊不能平……及破杨么,献楼船各一,兵徒战守之械毕备,世忠大悦,而俊益忌之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90)

    张俊面对岳飞的崛起,不能坦然,产生嫉妒之心也属正常,因为自己戎马一生,经过数次血战,才有今天的职位,而岳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,心中不甘是人之常情。

    但是岳飞面对自己的老上级也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,及时化解矛盾。

    “丁巳,起复……岳飞为太尉……翌日,升宣抚使。飞威名日著,淮西宣抚使张俊益忌之。谋官薛弼每劝飞调护,而幕中之轻锐者,复教飞勿苦降意。于是飞与俊隙始深矣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09)这时,张俊与岳飞之间还是有和解的可能,但是被“轻锐者”阻止了。

    绍兴十一年年正月,金兀术率十万铁骑渡淮河南下,直逼长江。

    淮西危机,张俊所部与金兵激战,韩世忠奉命向西出击支援张俊,岳飞也同样奉命驰援淮西,但他却迟迟未动,

    “初,敌之入犯也,上命飞以兵来援。

    飞念前此每胜,复被诏还,乃以乏粮为词。

    最后,御上御札付飞云‘社稷存亡,在卿此举’

    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。

    及壕州已破,飞始以兵至舒、薪境上,故张俊与秦桧皆恨之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39)

    张俊对岳飞不能及时支援自己,怀恨在心。

    这件事也成为以后岳飞遭弹劾的主要罪证之一。

    后来岳珂著《鄂国金陀稡编》说此事是对岳飞的诬蔑,《宋史》未加详实辩析,以《鄂国金粹粹编》为据,附会岳珂之说,后人亦多以此二书为信史而用之。

    《鄂国金陀粹编》记载此事为

    边报至行在,上赐御札曰“虏人已在庐州界上,卿可星夜前来江州,乘机照应,出其贼后。”

    诏未至,先臣窃念虏即举国来寇,巢xue必虚,若长驱京、洛,虏必奔命,可以坐制其弊。二月四日,即遣奏

    ……至是上得乞会兵奏,大喜。及得虚报,果令缓行。是日又得出蕲、黄之请,益喜,手札报谕,以为“中兴基业,在此一举。”

    岳珂这里说御札“果令缓行”,依据王曾瑜先生的注解,可以知道高宗御札多次督促岳飞快速推进,支援淮西,“星夜前蕲来、黄,径趋寿春,出其贼后,合力剿除凶渠,则天下定矣。”(《高宗宸翰七十九》)

    岳珂在这里并没有真正依据高宗御札进行如实记录,而是用了曲笔。

    接下来他又辩解说

    “初九日,先臣始奉初诏,时方苦寒嗽,力疾戒行,以十一日引道

    ……师至庐州,兀术闻先臣之师将至,与韩常等俱惩颖昌之败,望风遽遁。

    遂还兵于舒,以侯命……兀术用郦琼计,复窥濠州。

    三月初四日,先臣不侯诏,麾兵救之,次定远县。兀术先以初八日破濠州

    ……虏方据濠自雄,闻先臣至,又遁,夜渝淮,不能军。”(《行宝编年卷之五·绍兴十一年》)

    依据王曾瑜先生此条的注解,可知岳飞是在宋高宗又发多次御札的督促下才发兵的,二月二十日张俊、刘锜等人都已经收复了庐州,当时岳飞还未赶到庐州战场,当然不会有在庐州使金帅兀术“望风遽遁”的战绩。

    并且王曾瑜先生还进一步考证出岳珂在《金陀续编》卷四所书《师至定远兀术等望风退遁解围庐州赐奖谕诏》的内容是南宋朝廷对张俊等将领取得拓皋大捷时的奖谕,与岳飞到定远无关。

    《师至定远兀术等望风退遁解围庐州赐奖谕诏》是岳珂为表其先人功绩而故意挪用的。

    岳珂在《鄂国金陀粹编》中认为张俊以此事诬陷岳飞有逗留之罪,这也是张俊遭后人指责的最主要罪证。

    是岁淮西之役,先臣闻命即行。途中得张俊咨目,甚言前途粮乏,不可行师。

    先臣不复问,鼓行而进,故赐札日“卿闻命,即往庐州。遵陆勤劳,转饷难阻,卿不复顾问,必遄其行。非一意许国,谁肯如此。”

    俊闻之,疑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。归则倡言于朝,谓先臣逗留不进,以乏饷为辞。(《行宝编年卷之五·绍兴十一年》)

    同书的《淮西辨》说

    “俊盖初以前途粮乏误先臣,而先臣不听,鼓行而进,及御札有“不复顾问”之语,俊意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,而谮害之言成矣。

    当时先臣得罪,尚书省敕牒之全文,固出于一时酷吏之手;而俊之遗先臣书,称前途乏粮,以误先臣者,亦备载不遗,盖亦自有不能掩也。”

    岳珂在这里表明是张俊以乏粮为由阻止岳飞援救淮西,岳飞不听,继续前进,受到宋高宗的嘉奖。

    张俊怀疑岳飞向高宗告了自己的状,反诬陷岳飞以乏粮为借口,逗留不前违抗圣命。

    但是淮西战事从正月中旬开始,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就给岳飞发御札命其驰援淮西,“据探报,虏人自寿春府遣兵渡淮,已在庐州界上,张俊、刘锜等见合力措置掩杀。

    卿可星夜前来江州,乘机照应,出其前后,使贼腹背受敌,不能枝梧。投机之会,正在今日,以君忠勇,志吞此贼,当即就道。付此亲札,卿宜体悉。”(《鄂国金佗稡编续编》卷3《高宗宸翰卷下·绍兴十一年》)

    此后,宋高宗又多次督促岳飞支援淮西,但是直到三月初岳飞仅仅到达舒州。

    整个二月份,张俊率各路军队正与金军激战,急需援兵,但是这时岳飞却迟迟未到,宋高宗多次急令岳飞支援,也没能起到作用,很是无奈。

    因为又需要岳飞支援淮西,高宗只好好言相劝,在三月十日还再请求他出兵,“得卿奏,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,虏已渡淮,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。

    此以见卿小心恭顺慎,不敢专辄进退,深为得体,朕所嘉欢……卿可星夜提精兵,裹粮起发,前来庐州就粮,直趋寿春,与韩世忠等夹击,可望擒杀兀术,以定大功。

    此一机会,不可失也。

    庐州通水运,有诸路漕臣在彼运量。急遣亲札,卿且体悉。十日二更。”(《鄂国金佗稡编续编》卷3《高宗宸翰卷下·绍兴十一年》)

    这时金军主力已经被张俊等击退,岳飞还没到达前线。

    从这封御札可以看出,宋高宗对岳飞迟迟未按令出发也没敢指责,只是勉励一番,然后让其出兵,并且先提出军粮不是问题,都已经齐备。

    可见岳飞之前的确以乏粮为由,未按时出兵。

    这一次,岳飞倒是及时出兵了,“三月初四日,先臣不俟诏,麾兵救之”,从舒州出发,“先臣自舒州疾驰,以十二日辛亥至定远县”。(《鄂国金佗稡编续编》卷3《高宗宸翰卷下·绍兴十一年》)

    以岳飞军队的行军速度,从舒州到定远用了七八天时间,应该不是“疾驰”,可见岳珂用了曲笔。

    张俊当时即便是想阻止岳飞去淮西立功,也只能是在自己击溃兀术主力,又收复了合肥之后,这应该是二月二十日之后,但是这时距宋高宗发给岳飞的第一份御札的时间,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,岳飞还没赶到庐州前线。

    所以,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才说“是役也,岳飞不出兵以为声援,朝廷憾之。”

    因此,岳飞在淮西战事中逗留不前应是事实,并非张俊诬陷之词。

    绍兴十一年年四月,宋高宗和秦桧以“明升其官爵,暗夺其兵柄”的方法收了张俊、韩世忠和岳飞三大将的兵权。

    此后仅仅半个月即绍兴十一年五月十日,宋高宗就命张俊和岳飞前往韩世忠军队屯驻地楚州“按阅御前兵马,专一措置战守”

    诏书上对出使的理由虽写得堂堂正正,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实际上包含了三个目的

    一是为了彻底支解韩世忠的军队,陷害韩世忠,以削弱抗战派的力量;

    二是为了挑动韩世忠对岳飞的不满,以分裂抗战派;

    三是要放弃江北的防务,将军队撤到江南的镇江府,并将原韩世忠精锐亲军背嵬军调驻临安,为“议和”作准备。

    绍兴十一年六月十六日,张俊、岳飞一行来到楚州,按阅兵籍后,才知道韩世忠只有三万人的军队,而他依靠这支人马,不仅能坚守楚州达十年之久,使金人不敢侵犯,而且还有余力进兵山东,实在令人称奇。

    张俊和岳飞因主张不同,议事总不一致。

    尽管张俊与韩世忠当时还是双重的儿女亲家,但他还是真正去完成高宗、秦桧交给的任务的,岳飞却时时不忘恢复之志。

    首先是对韩世忠的军队问题上,张俊按朝廷意志主张把韩世忠的精锐背嵬军分拆,安排到其他军队中,据《鄂国金佗粹编》记载

    俊谓先臣说曰“上留世忠,而使吾曹分其军,朝廷意可知也。”

    先臣曰“不然,国家所赖以图恢复者,唯自家三四辈。万一主上复令韩太保典军,吾济将何颜以见之?”

    俊不大乐。

    岳飞的阻止使张俊没及时完成任务,张俊心中懊恼,和岳飞的矛盾又加剧了。

    其次是如何对待修葺楚州城的问题。

    楚州当时是南宋对金国防御东线的最北端,扼据运河、淮河要冲,是抗金的重要门户。

    张俊见楚州城池毁坏较重,就提出修城主张,据《鄂国金佗梓编续编》记载

    至楚州,俊谓飞曰“当修城守”

    飞答者久之,俊履强问,亦强答曰“吾蒙国家厚恩,当与戮力复中原,若今为退保计,何以激励将士”。

    又不乐,语颇侵飞……俊归遂倡言飞欲弃山阳专欲保江。

    由于岳飞的反对,张俊没能完成宋高宗交给的分解韩世忠军队的任务。

    但张俊依然按照朝廷的计划,把淮东军从楚州撤回到镇江。因此张俊主张海州在淮北,恐为金人所得,下令摧毁海州城,将居民前往镇江府并将韩世忠的精锐部队调往临安屯驻。

    七月初,张俊和岳飞回到临安,张俊因担心高宗怪罪自己没能完全分解韩世忠的军队,为了推脱责任,同时也因和岳飞的矛盾激化,怀恨他不尊重自己,反对自己的主张,便散布对岳飞不利的言语,无中生有地说岳飞“议弃山阳楚州旧名,专意保江江”。

    秦桧正欲对付岳飞而无处下手,得张俊此言如获至宝,立即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以此为据弹劾岳飞。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

    壬子,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言“伏见枢密副使岳飞,爵高禄厚,志满意得,平昔功名之念,日以颓坠。

    今春敌寇大入,疆场sao然,陛下趣飞出师从为犄角,玺书络绎,使者相继于道,而乃稽违诏旨,不以时发,久之,一至舒、蕲勿卒复还。所幸诸师兵力自能却敌,不然,则其败挠国事可胜言哉?

    比与同列按兵淮上,公对将佐谓,山阳不可守,沮丧士气,动摇民心,远近闻之,无不失望。伏望免飞副枢职事,出之于外,以伸邦宪”。

    癸丑,上谓大臣曰“山阳要地,屏蔽淮东。无山阳则通、泰不能固,贼来径趋苏常,岂不摇动,其事甚明。

    比遣张俊、岳飞往彼措置战守,二人登城行视,飞于众中倡言“楚不可守,城安用修?”盖将士戍山阳厌久,欲弃而之他,飞意在附下以要誉,故其言如此,朕何赖焉!”

    万俟卨的奏章主要列举了两件事

    一是淮西之战,“稽违诏旨”,

    二是倡言楚州“不可守”。

    本是朝廷要撤除江北守备,如今却反诬是岳飞。

    宋高宗也早想对岳飞进行惩处,此时不但不进行核实,反而亲自配合,说,“飞于众中倡言,楚不可守,城安用修。盖将士戍山阳厌久,欲弃而之他,飞意在附下以要誉,故其言如此,朕何赖焉”

    秦桧也帮腔说“飞对人之言乃至是,中外或未知也”。

    确定岳飞倡言放弃三阳为事实,其性质是“附下以要誉”,外示忠诚而内怀jian诈。

    宋高宗对岳飞下此定论,加害之心,其意甚明。

    接着万俟卨、御史中丛何铸和殿中待御史罗汝檝又多次弹劾岳飞。

    岳飞被平白无故地横加罪名,己完全明白朝廷的用意,韩世忠险遭陷害的事实,似乎已预兆着自己可能被祸的命运。

    他上奏恳请辞职,并请求皇帝“保全于终始”,使自己得以“远引于山林”。

    在一个号称优礼臣僚,罪臣往往仅以贬黔流放了结的朝代,居然提出保全始终的问题,说明岳飞知道自己已经是身处险境。

    八月九日,宋高宗假意挽留一番后,免去岳飞枢密副使职位,任命为武胜、定为军节度使,充任万寿观使。

    宋高宗和秦桧欲杀害岳飞,他们再次使用了对付韩世忠的计策,派人到岳飞的部将中做文章。

    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

    鄂州军统制张宪谋为乱都统制王贵执之送于枢行府。张宪以前军统制为提举一行事务,得飞之子云书,遂欲劫诸军为乱且曰率诸军径赴行在,乞岳少保复统军,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,朝廷必遣岳少保来抚谕,得少保复统军则无事矣。

    渐泄露,百姓皆昼夜不安,官司亦无措置,惟忧而已。都统制王贵赴镇江府请枢密行府禀议方回到鄂州,前军副统制王俊以其事告之,贵大惊。

    诸统制入竭,贵遂执宪送于枢密行府。是时张俊以枢密使视师在镇江也,俊令就行府勘,王应求请枢密院职级严师孟,令使刘兴仁推勘。师孟、兴仁以枢密院吏无推勘法,恐坏乱祖宗之制,力辞。俊从之,遂命应求推勘,狱成,送大理寺。

    桧密遣王俊同王贵前去谋陷侯。王俊、王贵等观望,奏张宪、岳云欲谋反等事。俄将张宪、岳云俱扭械送大理寺根勘。

    上闻惊骇。秦桧乞将张宪、岳云同证明其事。是时,侯尚不知。良久,秦桧密遣左右传宣“请相公略到朝廷,别听圣旨。”侯闻宣诏,即时前去,却引到大理寺。

    由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史料可以看出,岳飞部将王俊,向王贵告发岳飞爱将张宪与岳云有“据襄阳为变”而迫使朝廷让岳飞复掌兵权的阴谋,王贵随即逮捕张宪送镇江枢密府,张俊立即让枢密府审理此时事,王应求“请枢密院职级严师孟,令使刘兴仁推勘”。

    但是二人认为枢密府官员无权进行“推勘”,不愿担任此任,张俊没有勉强他们,命王应求自己进行审理,取得证据后送大理寺。

    岳飞被下狱后,秦桧先命御史中承何铸、大理卿周三畏等审理,但是经过反复审讯,何铸认为证据不足,岳飞不构成谋反罪。

    秦桧认为审讯结果不利,又撤换了何铸,改任万俟卨为御史中丞审理岳飞一案,最终做成岳飞谋反案。

    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

    癸巳,岳飞赐死于大理寺……至是万俟卨入台月余,狱遂上,及聚断大理寺垂李若朴、何彦猷言飞不应死,众不从。

    于是飞以众证,坐尝自言己与太祖俱以三十岁除节度使,为指斥乘舆,情理切害。及敌犯淮西,前后亲受札十三次,不即策应,为拥兵逗留,当斩。

    阆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张宪坐收飞、云书,谋以襄阳叛,当绞。

    ……诏飞赐飞死,命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,诛宪云于都市……

    流家属于岭南,天下冤之。飞死年二十九。

    另据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之《岳少保诬证断案》记载

    余尝得当时行遣省札,考其狱词所坐,皆一时锻炼文饰之词。然扰不过如此则岳飞之冤可见矣。今录于后——

    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,刑部大理寺状进尚书省札子张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文字后谋反,行府已有供到文状,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。

    今勘到……岳飞因为探报得金人侵犯淮西,前后十五次乃受亲札指挥,令策应措置战事,而坐观胜负,又逗留不进。

    及因董先、张宪问张俊军马如何,怎生地言之道,都败了回去也,便乃指斥乘舆。

    问张宪、董先道,张家、韩家人马,你只将一万人,已跎踏了。

    及因罢兵权后,又令孙革写书与张宪,令措置别作摹画,又令看讫焚之。又令张宪虚申报四太子大兵前来,侵犯上流。

    自是之后,张宪商议待反背而据襄阳,及把截江岸两下,令掳官私舟船,又累次令孙革奏报不实,及制勘虚妄等罪

    ……今奉圣旨根勘,合取旨裁断。

    有旨,岳飞特赐死,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,令杨沂中监斩,仍多差兵将防护,余依断。

    从以上史料可见,南宋朝廷最终判定岳飞死罪,列出了以下罪证

    岳飞坐拥重兵,多次被受御笔,而逗留不进;

    “指斥乘舆”情理切害要跎踏张俊、韩世忠人马;

    令张宪“措置别作摹画”意待谋反。

    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宋高宗对岳飞父子的态度,大理寺上奏时还判定岳云“当追一官罚金”,但是宋高宗诏旨却变为了“诛宪云于都市”,所以真正下手杀死岳飞的,是宋高宗本人。